吴石在保密局监狱里饱受折磨，度过了长达3个月零11个日子的苦难时光。在这期间，他不幸遭受了残酷的刑讯，以致一只眼睛永远失去了光明。

中共党史出版社。

吴石将军晚年

文/郑立

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855期

1949年农历八月十五，即10月6日，国民党的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迎来了他55岁的生日，同时也是他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场寿辰。在妻子的陪伴下，吴石决定前往台北的照相馆，留下与家人共同定格的珍贵瞬间。这些影像，成为了他与家人共度的最后记忆。

在照片中，画面中仅吴石及其夫人与小儿子三人，显然不足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全家福。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他期盼着不久的将来，全家人能够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在那个时代，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众多民众，都坚信台湾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许多人坚信，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必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台湾的解放。

据传，吴石抵达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曾赋予他“密使一号”的代号。然而，这一说法纯粹是虚构的。另有资料提及，吴石系在台湾英勇战斗的中共党员，更是中共的特别党员。此类说法亦属臆测。实际上，吴石并未正式加入党组织成为中共一员，但他确实自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吴石同志的挚友、共产党员何遂之女何嘉，后来满怀深情地追忆道：“那是在1949年的八月，于台北，父亲与吴伯伯的联系愈发紧密。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防止祖国分裂，吴石同志毅然决然，冒着极大的风险，同意继续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我们还在香港，协助吴石同志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进入10月初，吴石同志再次踏足香港，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被誉为“小万”的万景光先生进行了会面。会晤之后，何嘉小姐受万景光先生的委托，亲自将他送至启德机场，并目送他远去。然而，谁曾想，这一别竟成为了永久的诀别。

“横联”导致泄露

在李资生所著《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一文中，对吴石所提供的情报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吴石，一位忠诚至极的情报工作者，凭借其参谋人员的敏锐洞察，准确预判中共急需的情报信息，并主动进行搜集。他对情报的轻重缓急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重视数据与图表，使得朱小姐（朱谌之）转交的资料对中共而言，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随后，在国民党保密局对“吴石案”档案进行“综合检讨”的过程中，对中共华东局派遣与吴石取得联系的朱谌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检讨”中，对朱谌之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党性坚定，学识渊博”，并在被捕之际，吞金自尽，此举充分证明了他早已对可能发生的变故有所准备。“匪方人员能够为了维护重要任务，不惜付出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确实值得借鉴和学习。”

“检讨”指出，此次能够成功破获吴石案，关键在于朱谌之与蔡孝乾等人相互勾连，暴露了身份，犯下了严重的“横的联系”错误。1950年1月29日的夜晚，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其住所被国民党保密局设伏的人员逮捕。蔡孝乾的公文包中，有一本记事本，上面记载了“吴次长”的名字。这一发现成为了致命的漏洞，促使国民党保密局将侦查目标聚焦于吴石。

3月1日夜间，吴石遭到逮捕。时任国民党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担纲主审。叶翔之日后升任台湾情报局局长，跻身台湾情报界的重要人物。根据吴石在狱中的手记可见，自3月5日至4月7日，他经历了多次的密集审讯，“他时刻承受着审问的压力，神经极度紧张，心情也备受刺激”。

晚于吴石入狱一个多星期的知名记者龚德柏，凭借着在狱中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蒋介石黑狱亲历记》一书。在这部作品中，他对“吴石案”中的相关人物与事件也偶有记载。龚德柏所居的4号牢房与吴石的3号牢房仅一墙之隔。这座监狱的前身是日本占领时期设立的军人监狱，面积不足5平方米，通风条件极差。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由于国民党抓捕人数众多，导致人满为患。第一夜，牢房内住了4人，第二夜增至6人，第三夜又增加1人，此后每晚均为七八人，有时甚至多达10人。睡眠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到了5月10日，龚德柏被拥挤得连坐都无法坐，只能站立长达3小时。“幸好仅一周，救星降临”，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查，血压高达二百余毫米汞柱，必须服用安眠药，否则有当日突发脑溢血而死的危险。“然而，吴石作为要犯，必须受到公正的审判。”此后，牢房进行了调整，每间仅住七八人。

“侦讯吴石极难。

“起初，吴石试图凭借参谋次长的威严震慑他人。然而，在主管人员向他透露了所有细节之后，他迅速转变了态度，自此以后，他表现得极为诚恳且清晰，详述了自己的经历。然而，他那固有的习性——言辞闪烁，不愿直言不讳——依旧未改，除非证据确凿，他才会难得地承认。尤其是在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他总是带着所谓的‘善意’为他人开脱。因此，我们所谓的吴石的‘诚意’与‘坦白’，实则是在侦讯人员精心策划的提问中，使他不得不保持诚实与坦率。若严格而言，对吴石的侦讯无疑是所有审讯中最具挑战性的。”

比吴石晚入狱十天、与他在同一牢房中度过一个多月的狱友刘建修，于2009年8月向我们口述了吴石狱中生活的最后点滴。刘建修回忆道，1950年3月10日，他因“邮电案”被捕，被关押在保密局“南所”的看守所。那间牢房空间狭小，里面已有两名囚犯，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便是吴石，而当时刘建修尚不知其姓名。吴石体型微胖，身材不高，面容圆润，头发剪得极短，几乎如同光头。在“南所”关押的囚犯每日仅进食两餐。用餐时，他们三人围坐一桌，食物摆放在中央。自第一天开始，刘建修便察觉到吴石似乎并非普通百姓。因为每次送来的食物中，总有一个小盆子，里面装有特别为他准备的佳肴，其质量远胜于其他囚犯的饮食。盆中既有肉又有鱼，与一般囚犯的伙食相比，可谓天差地别。

吴石平日里总是显得异常静谧，仿佛从不开口。刘建修在他脸上难以窥见情绪的波澜，他既无明显的忧虑之色，亦显得格外沉静。吴石能够保持这种状态，实属不易；而我自己对于未来的命运常怀忧虑，亦担心亲人和战友们的安危。白日里，吴石多半时间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或是卧床小憩。阅读时，他会选择光线充足之处。他反复研读的书籍中，刘建修瞥见的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史纲》以及《世界史纲》。

屋内另一位年约四十，身材魁梧，方言透露出山东籍贯。刘建修入驻该处数日后，方听闻那位山东口音者自述其为上校，供职于国防部下辖机构。因财务问题，自半年前起便被囚禁于此。幸而他之疑虑已彻底查清，无后顾之忧，预计一周之内便可重获自由。那人亦表示，若吴石或刘建修需向家人传递信息，他愿提供协助。刘建修却未曾询问山东人的姓氏。彼时，他心中充满恐惧，又担心屋内可能装有“窃听器”，故而不敢随意言语，唯有静心倾听。看守偶尔会将山东人唤出，此类情况已多次发生。

数日后，山东人与吴石便开始暗中窃窃私语。刘建修察觉，他们似乎有意避开他的耳目。此后数日，此种情形持续未变。大约又过了两三天，看守突然呼唤了山东人的名字。他匆忙收拾了几件衣物，巧妙地打成了一个包裹，随即离去。再过两天，夜幕降临，吴石也被召了出去。那一夜，只剩下刘建修孤身一人躺在房内，直至晨曦微露，吴石并未归来。他散落一地的书籍中，刘建修无意间瞥见一本《中国文学史》，封面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吴石”二字，这才恍然大悟，得知了他的姓名。

“无他。”

“你是否知道蔡孝乾案件？”刘建修表示不知。事后他回想，吴石的推测颇为准确，但他当时确实不知蔡孝乾为何人。

“还是得吃些，不吃可不行。”吴石勉力起身，仅摄取些许食物，饮下几口汤。目睹此情此景，刘建修内心不禁感到酸楚。

不久，吴石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一日，看守推开牢门，呼唤刘建修的名字，高声说道：“出来！”这一次，轮到了他。特务们分为三组，每组两人，轮番进行审讯，每轮时间约为2至4小时，随后换班。审讯过程中的刑具令人毛骨悚然。“那些特务简直没有人性，他们不是人，简直是禽兽、魔鬼。”当他被抬回牢房时，身体无力，只能卧床，连续数日皆是如此。尽管吴石自身也颇为虚弱，他却时常给予刘建修鼓励的话语，并让他分食自己那一份食物。刘建修虽无法入口，心中对吴石的感激之情却愈发深厚。从吴石的眼神和语气中，他感受到了吴石的关心。

在保密局监狱，吴石度过了长达三个月又十一天的折磨时光。残酷的刑讯不仅夺去了他一只眼的光明，更让他心知肚明，重获自由的希望渺茫。在这艰难时刻，他断断续续地完成了遗书的起草，而这封遗书便以《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纸，用行草字体书写。时至今日，亲人和朋友们在翻阅这封超过两千字的遗书时，无不感慨万分。吴石在遗书中回忆道，自己曾在保定军校就读，又在日本留学，两次学业均以优异成绩结业。在职业生涯中，他始终秉持着忠诚、谨慎、勤勉和清廉的品质，从未有丝毫懈怠与妥协。朋友们都视他为“十二能之人”，因为他精通中外兵法，文学造诣深厚，诗词书画皆通，英语日语流利，骑射驾车游泳样样在行。“未曾料今日竟陷入如此悲凉境地，连自身都无法保全，实乃一大痛事。”

他回想起自己29岁那年与妻子王碧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那时正值壮年，脾气暴躁，家中琐事稍有不顺，便会脸色铁青，然而碧奎总是宽容地包容他，温柔地对待他。三十年的夫妻生活，他们始终和睦相处。这次的事情牵连到了碧奎，他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实在对不起她。“谈到孩子，心中更是悲痛。”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年仅6岁，从未离开过他的膝下，每天陪伴着他，让他忘却烦恼。春天刚为他报名了私立幼稚园，却在他入学前被捕。“父子是否还能相见，实在难以预料？想到这里，不禁泪如雨下。”

“十余年来，奔波劳碌，加之八年抗战，自那时起直至如今，战火纷飞，无片刻闲暇，以致修养心性之读书之道，严重不足，终至今日之遗憾。又能说什么呢？又能说什么呢？”

就义马场町

“遵照交办，我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人的叛乱案，军法局侦查工作已圆满结束，依照法律规定，应组建高等军法会审庭。现拟派军法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简三军法官宋膺三担任本案审判官，此外，恳请指派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担任审判长，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担任审判官。敬请批示。”四日后，蒋介石批复“同意照办”。

因此，吴石等人步入审判程序。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至六月初，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联名上书周至柔，提议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判处重刑，但免除死刑。周至柔将此呈文转交蒋介石。6月7日，蒋介石审阅后勃然大怒，严词批示：“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判失当，且为罪犯开脱，实属违法，应立即将三人革职查办。”于是，审判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1950年6月10日，天空阴沉，乌云密布。当日下午4时，一场“特别法庭”在国防部军法局悄然开庭，由蒋鼎文上将担任审判长，韩德勤中将、刘咏尧中将等担任审判官。审判过程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一排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紧贴墙壁站立。审判时间极为短暂，审判长只是草草询问了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和籍贯，便迅速宣读了死刑判决，并声称死刑已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即刻执行。然而，真相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天送达军法局。

一辆刑车自青岛路的军法局驶出，途经上海路、南海路等数个街区，而此时，阴云笼罩下的台北，终于在这连绵的六月雨中露出了真容。沿途，众多军民在雨中驻足，目光紧随。十五分钟后，刑车抵达了“马场町”。那是一片位于河边的荒凉坡地，空旷无垠，自日据时期起，便成为了执行死刑的场所。在这里，四位勇士英勇就义。

当时，香港《星岛日报》独树一帜，在次日的头版显著位置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该报道的标题为《台湾间谍案四要犯同遭极刑》，并附有寓意深刻的副标题《吴石临终吟诗》。报道中提及，6月10日午后4点，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军法审庭长蒋鼎文主持庭审，根据惩治叛乱条例，判处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四人死刑。四人闻讯后，沉默不语。书记官桑振业随后走向被告席，告知他们若有遗言，可即时记录。吴石、陈宝仓和朱谌之均留下了简短的遗书，而聂曦则“恍若隔世，未能成文”。十分钟过后，遗书均已完成。四人在庭上饮下不少酒水，随后被宪兵押送至卡车，抵达马场町刑场。四人由行刑宪兵搀扶下车，步履维艰。4点30分，四人自左至右跪于刑场斜坡。随着“执行”的指令下达，四名宪兵举枪行刑。枪声齐鸣后，四人同时倒地。吴石发出一声惨叫，心脏随后从伤口缓缓突出。“吴石身中两弹而亡，朱谌之中弹六发方断气，血溅当场，尸体后被分别装入四具薄棺，草草掩埋。”

报道披露，吴石将军事前早已预料到生死难逃，其遗书亦在狱中提前撰写完毕，而他在法庭之上仅留下了一首诗篇。至于这首诗的内容，《星岛日报》并未透露分毫，后续报道亦无踪迹，将悬念留给了世人，也留给了历史。数年前，我有幸从吴石将军的家人手中获得其最后的墨宝，读到了这首凝聚生命真谛的诗句。此诗原本是吴石将军在狱中遗书之末所书，后在法庭之上再次挥毫。诗中云：“天意茫茫难测度，世事遥遥更难料。一生竭力忠诚善良，如此结局亦甚悲哀。五十七载如梦过，声名事业皆成空。唯将一颗赤子之心，泉下得以告慰先翁。”

两个月后，即1950年8月10日，因“吴石案”而被波及的吴石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英勇就义。至此，因“吴石案”而遭不幸者已达六位之众。而受此案牵连者更是超过两百人。究竟总人数究竟几何，唯有静待岁月揭晓。到了1994年，吴石将军的遗骨得以回归故土，与夫人王碧奎合葬于北京香山公墓。一座洁白的汉白玉纪念碑上镌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而墓碑背面则铭记着：胜利之后，将军反内战，矢志于全国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大业，其功勋永垂不朽。

1975年，政府追赠烈士。